不久前，斯坦福大学的裴睿博士等人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研论文。这项研究发现，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所估计的周围同学们的共情和照顾（empathy and caring）意愿忠程配资，系统地低于他人愿意提供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斯坦福大学的本科学生普遍地低估了周围同学们的善意。
这项研究还发现，当一个大学生越相信他人是共情的、关怀的，那么他的心理状态也更好。对他人善意的积极感知，还能正向预测这个学生未来几个学期里的心理健康状态。
抑郁
为什么这些大学生普遍地低估同学们的善意？如果我们把参加研究的学生逐个找来询问，他们也未必能说出所以然。
在心理咨询中，当来访者用一句“你们过高地估计了别人的善意”来拒绝承认相反的可能性时，咨询师一般不会和来访者展开辩论，而是耐心地倾听、理解、共情——很多时候，来访者甚至系统地低估咨询师对他的善意。所以咨询师尚需等待咨访关系里的“共情感知差距”缩短下来——这本身都可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未知的首尔》剧照
但是慢慢地，问题的答案就浮现出来了。
其中一个是：处于抑郁状态中的人更容易怀疑他人的善意。
情绪低落、食欲不振、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这些是人们谈到“抑郁”这个词的时候一般会联想到的症状。然而抑郁也会导致自卑感增强、自我价值感下降，甚至出现社交恐惧和社交回避——这些往往是人们想不到的。人们经常会认为，自卑感增强、自我价值感下降、回避社交等等是抑郁的原因，而不是抑郁的结果。
的确，当一个成绩优异的高中生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他感到失望、自卑进而抑郁，这符合人们对抑郁的理解。但是，人也可以在没有碰到挫折的时候直接就抑郁了，然后抑郁反过来让一个人容易自卑、容易失望。例如在抑郁之前，他对于忘记回复朋友的微信留言之类事情可以一个道歉了之，而抑郁了之后却会为这种小事不停地自责。
因抑郁而自卑，而不是因自卑而抑郁，这种想法是“反直觉”的，和我们习惯的归因方式相当不一致。然而很多真相都是反直觉的——例如在靠谱的天文学研究之前，人类很容易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旋转的而不是正好相反。
真相是：抑郁可以源于季节变化对身体的影响（例如，秋冬季是抑郁和自杀的高发期），可以源于女性月经前期、产后、更年期激素的骤然变化，可以源于运动的匮乏带来的神经递质不足，可以源于长期用脑过度导致的大脑疲劳进而引发的脑神经递质失衡……纯粹因为遭遇了重大挫折打击而引起的抑郁，只是抑郁中的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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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什么原因导致了抑郁，一旦抑郁成为一个人主要的情绪基调，一个恶性循环就可能形成并稳固下来：抑郁 → 低估他人的善意 → 孤独 → 抑郁。
抑郁者容易低估他人的善意，但同时又容易对他人的不幸感同身受，觉得自己有助人的责任。这就从另一个方向加剧了“共情感知差距”。抑郁就像从一根橡皮筋的两端施加拉力，把“共情感知差距”拉得越来越大。
我们不知道裴睿等人研究的样本——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的抑郁状况如何，但从十多年来美国心理学界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追踪调查的结果来推断，情况大约不容乐观。美国的“健康心智联盟”（The Healthy Minds Network）于2024至2025学年从135所高校收集的八万多名学生的心理健康数据表明，37%的美国大学生存在抑郁症状，重度抑郁占总人数的17%。美国的精英大学的学生的抑郁程度通常比其他学生更高。
另外，抑郁的加剧并非大学生群体独有，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5年的数据显示忠程配资，全球抑郁障碍的患病率近十年的增速约18%。
一线的临床心理工作者很容易就观察到，抑郁所导致的“共情感知差距”——或者更确切地说，抑郁与“共情感知差距”的恶性循环——也非大学生专有，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竞争压力
除了抑郁，一个人系统性地低估他人的善意，还有另一个常见因素——竞争压力。在有些环境里，一个人（或团队）的成功等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个团队）的失败。这类环境最容易唤起竞争者对他人的敌意。按说学校不应该成为纯竞争的环境，毕竟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也是一个人学会建立和保持友谊关系的关键期。友谊是一个人发展合作能力的基础，友谊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和存在感是成就无法替代的。
《善意的竞争》剧照
但是如今的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似乎在朝着绩效主义难以逆转地倾斜过去。被这种趋势裹挟着的学生，已经习惯了那种每时每刻都在赛道上的感觉。举凡休息、放松、娱乐犹如奔跑途中主动放慢脚步，让他们产生负罪感。
如愿进入精英高校的学生有继续奔跑的疲惫。他们中的多数还要体验在中学时代被他们“抛在后面”的同学们的滋味——无论如何努力，仍旧普普通通。
竞争往往伴随敌意，这敌意还可以被“投射”出去——对他人怀有敌意的人，会觉得他人对自己也有类似的情绪——这叫作“敌意化投射”。
一个极端好胜的人总能从他人身上“感受到”竞争的蛛丝马迹，并由此变得更加紧张。有句诗颇为形象地隐喻了这种心态：“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李商隐《安定城楼》）
猫头鹰觉得腐败的老鼠是美味，生怕鹓雏来和它争抢，但其实这恐惧来自猫头鹰的“敌意化投射”——鹓雏本身并不喜欢腐肉，但是它的“在场”就足以加剧猫头鹰护食的紧张感。
所以又有一个恶性循环：竞争压力 → 对他人敌意 → 敌意化投射 → 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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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也是从两个方向上加剧“共情感知差距”：一方面，因为“敌意化投射”，争竞者觉得别人出于竞争敌意，不愿意善待他；另一方面，争竞者也深怕因为求助而让自己显得弱小和无能。所以，当他说“别人不愿意帮助我”的时候，潜意识里还有“我不愿意让别人帮助我”的意思，只是这层心理他自己都未必能看到。
主体间能力
感受他人的善意，其实也需要能力。这就像我们的审美活动——当我们能够从他人的绘画作品里感受到艺术之美，我们才会相信沙龙和艺术馆不是一些骗人的地方。类似的，当我们能够感受他人的善意，才会愿意相信他人是善意的。
感受别人的善意（当然也包括恶意）的能力，属于“主体间能力”。
所谓“主体间能力”，是指人类之间理解和感受对方的心灵世界的能力，以及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
读者可能会惊讶：难道一个大学生还不具备足够好的“主体间能力”？
不幸的是，感知他人善意、建立良好关系，这类能力和学历经常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学校教育反而遮蔽这类能力的发展。在热衷于“掐尖”的学校里，天赋的高智商时常意味着天生的低情商——在这一点上，大自然不太肯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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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天才谢尔顿就是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精英高校也的确是谢尔顿这样的阿斯伯格者的“乐园”。他们不必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只要成绩或科研优异，便可以“一招鲜吃遍天”，成为他人仰视的对象。
但即便人际关系相对单纯的校园，最基本的“主体间能力”也还是必要的。否则，“低情商”给天才本人和他的同学都带来困扰。例如在中国的大学宿舍里，同学们熄灯后的交谈在一个有阿斯伯格倾向的学生眼里简直是目无法纪——即便他的睡眠并没有受到影响。而另一个能接受“卧谈”的阿斯伯格学生，则会认为那个因为睡眠受影响而善意地提出异议的室友自私自利，最好驱逐出去。
在心理咨询室，这样的来访者也经常让咨询师感到不安。例如在咨询结束的时候，咨询师意识到来访的痛苦，出于好意把咨询延长了几分钟。这样的来访者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善意，而是对咨询师的怀疑：“一个没能准时结束咨询的咨询师，是不是不够专业？”
囿于规则和道德的字面意义，“主体间能力”欠缺，这样的优等生和精英在以逻辑和规则为唯一工具的事业里可以技冠群雄，而涉及人际交往与团队合作，则十分笨拙。
出路
抑郁的普遍、竞争的弥漫、教育中重智力轻情感的倾向，在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发生根本转变的。那么“共情感知差距”只能越拉越大，人们注定会越来越孤独、生存会越来越“原子化”吗？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剧照
情况又仿佛并非如此。互联网打破了人类的空间隔阂，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的关系里找到社会支持和归属感。不论网上的社会交往如何备受诟病，它的确已经成为孤独者的一条情感出路。（网上社区里的人们是否也存在“共情感知差距”？如果有，这种差距比之于现实社区更大一些还是更小一些？这些问题有待心理学家去研究。）
但是现实关系真的没救了吗？裴睿等人的研究给出了积极的答案——“共情感知差距”可以缩小，方法甚至并不复杂。
裴睿等人的研究指出，一旦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善意存在着系统性的低估（例如，告诉他们一个真实数据：86.8%的斯坦福本科生都愿意在同学情绪低落的时候提供帮助），以及鼓励他们尝试认识陌生同学（而不只是把社交活动限定在熟人圈子内部），就可以显著减小“共情感知差距”，增加社会联结感，进而提高幸福感。
参考文献:
Rui Pei忠程配资, et al. (2025). Bridging the empathy perception gap fosters social connection, Nature human behaviour. DOI: 10.1038/s41562-025-02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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